认知语法学与汉语语法（精选7篇）-九游会网址j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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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汉语语法学研究的论文

汉语语法学研究的论文

汉语的意合特点，就是汉语的理解和表达不依据某些客观的标记(形态变化)来确认语言组织，缺乏“客观性”。比如，我们请十个人来标点同一篇文章或口语，就会有十种标点法，因为每个人对句子的“意尽为界”语感不同，客观上我们又找不到可以确定界限的形态标记。由于客观标记缺乏，语言结构的确认上就更多地依靠人的主观感觉和判断，依靠人的逻辑为基础的推理。因此汉语在结构安排中，也就尽量顺应自然的逻辑事理。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铺排语词。这种以逻辑事理显示语法结构和脉络的意合方法和以人的主观感受来体认语言组织的方法，都说明汉语语法是一种需要人的主题意识积极参与的语法，而不是像西方形态语言的语法那样可以对之作客观、冷静的形式标记分析的语法。汉语的这种主体性强，人的因素突出的特点，我们称之为汉语的人文性。汉语句子的句读本体，逻辑铺排。意尽为界，都体现出这种浓郁的人文性。因为这些特点都是既简单又灵活，没有刻板的规定和硬性的标志作“非此即彼”的划分。因而需要充分凭借人的语文感受来驾驭和把握。中国现代语法学就在于用西方的形态语言硬性规定的形合语法来解释非形态的汉语的软性，弹性的意合语法。与西方语言相比较，汉语在表达和理解上有哪些特点呢?

一、意合与形合

汉语语法是一种意合语法。所谓意合。首先表现在汉语语词的组合在词的形式上没有特定的要求。而只讲究逻辑意义的通顺。我们通常所说的“搭配不当”、“主谓不合”、“动宾不配”，大都是逻辑问题。我们分析一个联合词组，不是考虑并列的成分在词形上是否相同。而是考虑它们是否属于同一等级的不相交叉的概念；我们分析一个偏正词组，不是看修饰语和中心词之间在性、数、格上是否一致。而是看定语和中心语、状语和中心语、中心语和补语之间是否正确，恰当地表达了修饰和被修饰、限制和被限制、补充和被补充的关系，是否使概念更加明确。我们把一个短语组合成句子，考虑的是推理正确。例如用“因为”“所以”联系的两个分句必须是因果关系。而无须像英语中的复句那样考虑两个分句中动词的时态、体貌形式是否用对了。王力先生说过：就句子的结构而言。西洋语言是法制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法治”和“人治”的区别。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区别。

汉语的意合还表现在汉语的组合往往不顾语法上是否合理，在“口语”里，随意地用几个意义支点合在一起表意。例如：“恢复疲劳”。“打扫卫生”，“吃食堂”，“晒太阳”。“养病”，“救火”从语法上看说不通。“病”说“治”怎么能养呢?“火”该“灭”。怎么能“救”呢?应该太阳晒我。怎么我晒太阳呢?再如“一个电话我就赶来了。”可是这些词语在语义上却很清楚。而在英语里，这些例子的意义往往要说几句话才能说清。但汉语在表达和理解时只需选几个有代表性的字眼合在一块儿。

当然。说汉语重意合。并不是说汉语没有语法，而是汉语缺乏西方形态语言那种以形合为主的语法，正如著名语言学家洪堡德所说：“任何语言的`语法，总有一部分是明示的。借助于标记或语法规则显示出来的，另一部分是隐藏着的，是假定不借助标记和语法规则可以设想的”。而“在汉语里。跟隐藏的语法相比，明示的语法所占的比例是极小的。”所谓“隐藏”的“设想”的语法，就是约定俗成的意合法。因此汉语语法规则的基本依据是意义。

二、流动与限定

一般来说，西方语言句子的谓语必然是由限定动词来充当的，“主－动－宾”或“主－谓”是西方语言句子的常态。汉语的句子不是以动词为中心组织起来的，根据我们从陆文夫的中篇小说《井》的语言调查“主动宾”型的句子占全部句子的9％。大量的句子都是以流水句的面貌出现的。有单个句读内多动词的流动，如“何同礼听完了录音便皱眉头。”

有多句读的流动。例如“小辣椒见是书记。一愣，松开手。跟着就瘫了下来。滚地皮，大哭大叫。”且大部分是宾语句。如“你看她在电视里那种样子多风流!”所谓“长宾语”不是宾语内部的扩展，本质上依然是句读的流动。这种流动是按照时间顺序或逻辑事理顺序进行的，而不是依靠某个动词作中心来抑制的。它很像中国画的散点透视，句子构造的散点流动之形和逻辑事理铺排之神是汉语造句区别于西方形态语言的一个基本特征。张志公曾说到《红楼梦》中一个例子：刘姥姥初进荣国府。与王熙凤正说着话。“只听一路靴子脚响，进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英俊、轻裘宝带、美服华冠。”如果换一种说法，说“进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轻裘宝带，美服华冠的少年”，这也未尝不可，但汉族人却不太习惯，因为这种软化说法的长定语念起来憋气。而前一种说法把长定语化作一个个述谓性的句读流动起来，语气流转自然而且符合事理顺序。我们再来看一个英语句子：

hedidnotrememberhisfatherwhodiedwhenhewasthreeyearsold.

译文：①他不记得他三岁时死去的父亲。

②他三岁上死了父亲，记不得他父亲的样儿了。

英语原句是以动词“remember(记得)”为中心组织起来的。译文①也是如此，以“记得”为中心，就难以按照时间事理顺序安排词语。译文②是汉语的习惯。不以某个动词为中心，而按照时间事理顺序安排词语，多句读的流动展开的。我国目前的“主动宾”或“主谓”的句子分析方法，只适用于译文①类型的洋腔洋调的句子，不适用于译文②类型的有汉语味儿的句子，就是因为这种句法忽视了汉语注重句读流动的基本样态。

三、虚化与写实

由于汉语语法是重意会的，所以只要能够意会，语词就可以“虚化”；又由于汉语语法是重流动的。所以为了使句读流动起来，就不必每个句读都主谓俱全，显得臃肿。因此汉语的句子组织多是虚实相问的。例如：“他有个女儿，在郊区工作，已经打电话去了，下午就能赶到”。这里每一段都暗换主语。意思却很清楚。如果把这些“虚化”的主语都补上，一个个句读主谓俱全，实是实了。却使每个句读都死板笨重了。我国语法学界争论过“贵宾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通过学习使我提高了认识”之类的句子。说它们是缺乏主语的病句。这实际上是用西方语法的“实”的眼光来衡量汉语句子，没有考虑到汉语的表达和理解的习惯是虚实相间的。这种习惯很有点像中国绘画的“计白当黑”。而西方语言的句子就像西方的戏剧布景和油画一样，都是填得满满的，这正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

虚实相间和流动转折。使汉语的句子句读简短。音节铿锵。例如：“这屯子还是数老孙头能干，又会赶车，又会骑马，摔跤也摔得漂亮。叭哒一声，掉下地来，又响亮又干脆!”(周立波《暴风骤雨》)。用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和语言规范显然无法解释如此疏落、活泼的语言组织。我国现有的仿自西方的语法体系也只好说这种虚实相间的句子组织是“省略”造成的，也就是说它们原来是主谓宾成分俱全的。可问题是。把被“省略”的成分补上去后，句子反而不自然了，而且许多地方根本补不出被“省略”的成分来。那么。凭什么说这些句子原来是主谓宾俱全的呢?语法分析是要说明事实呢?还是要圆说自己呢?问题的实质正如启功先生所问的：“汉语的‘语法’是什么?”他说：“古代文章和诗词作品的句式真是五花八门。没有主语的。没有宾语的。可谓触目惊心。小时候学英语语法有一条：一个句子如在主语、谓语、宾语三项中缺少任何一项时。也就不算一个完整的句子。我国古代作者怎么作了这么多未完成的句子呢?就像小孩唱的儿歌：‘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我努力翻检一些有关古代汉语语法修辞的书，得知没有的部分叫作‘省略’但使我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的省略之后的那些‘老虎’还那么欢蹦乱跳地活着?”启功先生的疑问反映的正是西方语法的“团块”，写实原则在汉语语法的“疏通”写意样态面前深深的困惑。

通过以上分析比较可以看出，汉语语法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语义因素大于西方语言意义上的“句法”因素，拿西方那些句法规则来分析汉语，往往可以发现它们的控制能力很弱。只要提供一定的语义条件、环境因素，某些句法规则就会让步。这正应黎锦熙的那句话：“国语底用词组句。偏重心理、略于形式。”我们常说汉语语法使用“意合法”。汉语的语词意义往往是发散型的。一个个词像一个个具有多面功能的螺丝钉。可以左转右转，以达意为主。只要语义上搭配。事理上明白，就可以粘连在一起，不受形态成分的约束。于是可以说，汉语词的组合，有一部分是语法组合。有一部分是语义组合。所谓语法组合，就是综合西方语法关系模式的语义组合。如果丢开西方语法先入为主的模式，也许所有汉语语词的组合都是语义组合。而谁又能说这种语义组合模式不就是汉语的语法呢?以往的西方汉语学家说汉语没有语法，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是说对了。汉语没有西方形态语言那般的“语法”。汉语语法的真实面貌，也许我们受困于西方语法的巨大影响，至今还很难想象得到。然而有一点是可以做到的，就是我们再也不必为证明汉语有西方人那样的“语法”，而拿西方语言模式来肢解我们的民族语言。中国现代语法学在开始建立时之所以模仿西方的语法体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认为人类的语言是共性的，就好像人类的物质现象是有共性的一样；其实，语言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人类各民族的文化是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各种文化之间没有一种“公约数”。也就是说。没有一种共同的衡量尺度。人类的共性只体现在人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活动上。语言也是如此。对于汉语来说，它在世界各种主要的语言中具有较大的特殊性，即它的缺乏形态变化的面貌和浓郁的人文性。因此汉语规律的概括更应避免世界其他语言的理论和方法的先入为主的影响。而摆脱这种影响的最科学的途径就是在民族文化特征上认识汉语的基本精神和结构面貌。在中国文化通观下进行汉语规律的探讨，同时借鉴其他民族的语言理论和方法。才能建构具有汉语特色的语法学体系。

篇2：普通语法学的汉语句法符号

普通语法学的汉语句法符号

普通语法学需要一种句法符号,汉语句法符号只是其中之一.在句法符号的视野里,语言的生成是一个随时可以直观的过程.使用tgl、wzt和jdl三个汉语句法符号,则描写出了语言生成的.基本过程和句中的基本语法关系.

作 者：石卫东 shi wei-dong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扬州,225009 刊 名：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yangzhou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11(1) 分类号：h04 关键词：汉语句法符号   语言模型   存在句   存现句   语言的生成过程  

篇3：《马氏文通》与汉语语法化理论

《马氏文通》与汉语语法化理论

国内系统的语法化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产生于20世纪初的《马氏文通》中所涉及的'语法化问题,还仅仅是对某些虚词来源的考察.

作 者：郝凤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刊 名：安徽文学（文教研究） 英文刊名：anhui literature 年，卷(期)：2007 “”(9) 分类号：h1 关键词：语法化   马氏文通   实词虚化  

篇4：试谈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试谈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作者]  柴世森 张智慧

[内容]

提要 研究汉语语法学史应该从语法学史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在本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显著成绩。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古代或在《马氏文通》问世以前有没有汉语语法学，根据什么标准评价汉语语法学史实，元代卢以纬的《语助》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等。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并逐步取得共识，必将进一步推动汉语语法学史这个学科的发展。关键词 汉语语法学史 研究 主要问题作为中国文化史有机组成部分的汉语语法学中，具有一般语法学史的共性，又有自己的个性。这是我们观察和分析汉语语法学史本身以及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我国的汉语语法学史研究，是有成绩的。特别是在本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的成果是以往任何时代都不能比拟的。但是，勿庸讳言，在这个研究领域里，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诸如，中国古代或在《马氏文通》问世之前有没有汉语语法学，根据什么标准评价汉语语法学史现象或史实，元代卢以纬的《语助》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等。这些就是值得引起注意而又相互联系的问题中的几个。

一研究汉语语法学史，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有没有作为语言学分支学科的汉语语法学的问题。综观以往的汉语语法学史论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意见是不一致的，概括起来有四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这门学问，甚至连语法学的观念也没有，语法学是19世纪末从西方引进的，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后，中国才开始有汉语语法学。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语法学著作，可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语法学的萌芽自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

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的语法研究有自身的特点，既然虚词是汉语语法学中的重要内容，那么就该承认虚词的研究具有语法学的性质。

第四种意见认为：作为描写和研究不同语言的语法学，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当以元代卢以纬《语助》问世为标志。

不难看出，第一种意见认为汉语语法学是1898年诞生的，诞生的标志是《马氏文通》的问世；在《马氏文通》问世之前，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语法学，语法学纯粹是从西方引进的。很明显，这种意见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有语法学存在的事实，即使是《马氏文通》问世以后中国有了汉语语法学，也不是中国自己的.东西。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不但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不符，而且于逻辑事理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关于汉语语法学史的史实，后面将有说明。这里着重分析一下这种意见的自相矛盾之处。首先，既然以《马氏文通》为代表的语法学是从西方引进的，那么它就没有资格称为汉语语法学，只能叫做中国的西方语法学。语言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引进包括语法学在内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必须在本民族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也就是说，西方语法学绝不可能在本民族语法学的一片空白的土壤上立足。其次，既然《马氏文通》问世后中国有了汉语语法学，那么就不能不承认《马氏文通》问世前或问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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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试谈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试谈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作者]  柴世森 张智慧

[内容]

提要 研究汉语语法学史应该从语法学史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在本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显著成绩。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古代或在《马氏文通》问世以前有没有汉语语法学，根据什么标准评价汉语语法学史实，元代卢以纬的《语助》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等。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并逐步取得共识，必将进一步推动汉语语法学史这个学科的发展。关键词 汉语语法学史 研究 主要问题作为中国文化史有机组成部分的汉语语法学中，具有一般语法学史的共性，又有自己的个性。这是我们观察和分析汉语语法学史本身以及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我国的汉语语法学史研究，是有成绩的。特别是在本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的成果是以往任何时代都不能比拟的。但是，勿庸讳言，在这个研究领域里，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诸如，中国古代或在《马氏文通》问世之前有没有汉语语法学，根据什么标准评价汉语语法学史现象或史实，元代卢以纬的《语助》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等。这些就是值得引起注意而又相互联系的问题中的几个。

一研究汉语语法学史，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有没有作为语言学分支学科的汉语语法学的问题。综观以往的汉语语法学史论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意见是不一致的，概括起来有四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这门学问，甚至连语法学的观念也没有，语法学是19世纪末从西方引进的，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后，中国才开始有汉语语法学。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语法学著作，可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语法学的萌芽自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

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的语法研究有自身的特点，既然虚词是汉语语法学中的重要内容，那么就该承认虚词的研究具有语法学的性质。

第四种意见认为：作为描写和研究不同语言的语法学，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当以元代卢以纬《语助》问世为标志。

不难看出，第一种意见认为汉语语法学是1898年诞生的，诞生的标志是《马氏文通》的问世；在《马氏文通》问世之前，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语法学，语法学纯粹是从西方引进的。很明显，这种意见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有语法学存在的事实，即使是《马氏文通》问世以后中国有了汉语语法学，也不是中国自己的东西。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不但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不符，而且于逻辑事理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关于汉语语法学史的史实，后面将有说明。这里着重分析一下这种意见的自相矛盾之处。首先，既然以《马氏文通》为代表的语法学是从西方引进的，那么它就没有资格称为汉语语法学，只能叫做中国的西方语法学。语言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引进包括语法学在内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必须在本民族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也就是说，西方语法学绝不可能在本民族语法学的一片空白的土壤上立足。其次，既然《马氏文通》问世后中国有了汉语语法学，那么就不能不承认《马氏文通》问世前或问世时就存在汉语语法学或汉语语法学的萌芽这样的事实，可是，持第一种意见的学者却断然否定了这样的事实。这就是第一种意见不能自圆其说的症结所在。

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在《马氏文通》问世前就有语法学，语法学的萌芽从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而且语法学的诞生不以有比较完整和比较系统的语法学著作为标志。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立足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来观察问题的。持这种意见的学者不但承认《马氏文通》问世前有语法学的萌芽，而且承认有语法学的存在。更为可贵的是没有用西方语法学的相当成熟了的范本去评判汉语语法学的事实，也没有把相当成熟了的汉语语法学的著作《马氏文通》作为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这种意见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明确肯定汉语语法学是何时诞生，是以什么作为诞生标志的。也就是说，没有在汉语语法学的萌芽和汉语语法学的诞生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

第三种意见也是立足于汉语语法学的史实上来观察问题的，但比第二种意见又进了一步。这种意见肯定了汉语语法研究是同汉语语法的基本特点相适应的。汉语语法是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的，语序和虚词是十分重要的语法手段，因此，汉语语法研究自然就把重点放在句法特别是虚词方面。这样，虚词的研究当然就成了汉语语法学的重要内容。就这点而言，汉语语法学与西方语法学有显著区别。持这种意见的学者，理所当然地就肯定元代卢以纬的《语助》是中国第一部研究文言虚词的语法专著。但不足的是也没有明确指出汉语语法学是何时诞生，是以什么作为诞生标志的。

第四种意见从各民族语言的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认为汉语语法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种特色是由汉语语法的民族特色决定的。因此，持这种意见的学者把《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以元代卢以纬的《语助》问世作为前后两个阶段的分界点，并明确提出《语助》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也就是说，《语助》是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符合汉语语法学史实的。我们认为，判断中国古代有没有语法学，首先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察问题的出发点，其次还要有足以构成该学科成立的一些基本条件。

我们认为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应该从汉语语法学的实际出发，而汉语语法学的实际又确实是同汉语语法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吕叔湘、朱德熙先生在50年代初就说过：汉语的词是没有形态变化的，所以汉语的语法也可以分成句子的结构和虚字的用法两部分，不过这两部分不能完全分开，因为有些虚字是和句子结构有关系的。①我们认为吕、朱两位先生的看法讲出了汉语语法学的特色，勾勒出了汉语语法学的框架，是同印欧语法学有显著区别的。我们还认为语法学科的成立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要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即语言结构规律本身；第二，这种研究应该是独立的系统的，而不是顺带的零星片断的；第三，这种研究要有为一定目的服务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第四，要有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著作作为标志，并且对当时和后世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如果用这些条件来衡量《语助》，应该说《语助》标志着中国古代语法学科的诞生，或者说《语助》已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尽管它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观察《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我们就会发现先秦至唐宋时代的汉语语法研究的确还属零星片断的，但是到了元代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就出版了卢以纬的体现汉语语法特点的系统的虚词专著《语助》。这部著作收66组虚词或跟虚词有关的短语，共136个词条，其中单音节词68个，复合词和短语68个。它有着独特的研究路子，即从语气角度对虚词进行分类和综合分析，重视虚词与实词在语法功能上的区别，有针对性地区别虚词在不同句法位置上的不同作用，注意词和短语的区别，通过虚词的语法作用来分析句型句式等。②应该说，《语助》已不再是文字学、训诂学的附庸，而是开创了独立地对以虚词为重要内容的汉语语法进行综合研究的局面，构建了体现汉语语法特点的汉语语法学的初步框架，并且对后世的《虚字说》（袁仁林）、《助字辨略》（刘淇）、《经传释词》（王引之）乃至《马氏文通》等语法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语助》的问世应该是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

二在汉语语法学史研究中遇到的第二问题，是根据什么标准去评价汉语语法学现象。如果运用的标准不同，那么对同一语法学现象就会有不同的评价，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如果运用的标准是不科学的，那么在评价某一或某些语法学现象时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相反，如果运用的标准是科学的，那么就会正确评价各种语法学现象，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

以往的汉语语法学史论著，应该说都是根据一定标准去评价史实的方方面面的。比如，对中国古代或《马氏文通》问世前有没有语法学这一具体问题，学者们之所以有不同意见，就是因为从不同标准出发观察问题的结果。概括起来，学者们用来评价汉语语法学现象的标准大致有三个：一个是“因西文已有之规矩”的以西律中的标准；一个是用现代语法学观点衡量古代语法学现象的以今律古的标准；一个是从汉语语法学史实出发，坚持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观点的实事求是的标准。我们赞成第三个标准。

有的学者断言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或者说《马氏文通》问世前没有语法学。他们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早就装着一个语法学范本，这个范本就是西方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了的源于希腊和拉丁语法学的18世纪的传统语法学体系。他们认为，在中国跟西方语法学范本最接近的语法著作是《马氏文通》。于是，《马氏文通》就成了中国有语法学的标志，在此之前中国当然就没有语法学了。

不可否认，世界上各种语言的语法是有共性的，语法的共性粗而言之至少表现在都存在着词有一定的类别和语句有一定的构造规则上。但是，这种共性又表现在具体语言的语法的个性之上。换句话说，各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既有共同之处，又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别。汉语和印欧语都存在着词的类别问题和语句构造问题。但是，汉语在词类问题上，实词和虚词相比，虚词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在语句构造问题上，短语和句子的构造规则是基本一致的。③印欧语在词类问题上，实词和虚词相比，实词由于有形态变化，因而在语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语句构造问题上，短语和句子的构造规则是不一致的。因此，中国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是以虚词和句读为重点的，而印欧语的语法研究是以实词的形态变化和主谓二分的句子构造为重点的。持以西律中标准的学者，没有把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统一起来去看问题，而是以西方语法学的特殊性否定了汉语语法学的特殊性。这怎么能得出正确结论呢？

另外一些学者也断言中国古代或《马氏文通》问世前没有语法学，是用以今律古的标准衡量中国古代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结果。其实，汉语语法学跟西方语法学一样，都经历了由萌芽、初创再到成熟的过程，都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在这些学者中，有的并没有全盘否定《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但是却认为统统是汉语语法学萌芽，只有《马氏文通》才是汉语语法学的初创的标志。

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也没有正确反映汉语语法学的实际。不错，马建忠在评价自己的著作时曾说：“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④马建忠所说的“因西文已有之规矩”，是借鉴西方语法学的意思；“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是与汉语语法进行比较的意思，并不是全盘照搬西方语法学。马氏在序言里对我国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是给予一定肯定的。比如，对《学记》中的“离经辨志”说，对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中关于字、句、章、篇的论述以及关于虚词的分类说等，都推崇备至。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马氏不可能对《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及汉语语法学发展史作出准确全面科学的评价。但是，这也足以说明《马氏文通》不是纯粹的舶来品，而是在汉语语法研究固有成果的基础上，借鉴西方语法学的新知，而成就的一部相当成熟的古汉语语法著作，已经不是什么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因此，拿一部已经相当成熟了的古汉语语法著作《马氏文通》当作汉语语法学诞生的标志，是不妥当的。

持以西律中标准的学者心目中的西方语法学本身，实际上是经历了由萌芽、初创再到比较成熟的发展过程的。西方语法学的萌芽，大约始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一般认为古希腊柏拉图的对话录《克拉底洛篇》是西方语法学萌芽的代表作，它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语言起源和语言结构问题的。西方语法学的初创，当推被美国学者布龙菲尔德誉为“人类智慧的丰碑之一”的古印度人波尼尼的《波尼尼经》。这部语法书大约形成于公元前4世纪，它是一部梵语语法书，用3996条经句概述了梵语的语音结构、词语的构成及变化规则。值得注意的是，初创的西方语法学是包括语音学内容的，并不是纯粹的语法学。同时，所谓语法学的内容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全而又全的。比如，亚里斯塔克的学生特拉克斯对他的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统的整理，他自己也发现了一些语法范畴，明确了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前置词、副词、连接词等八大词类的定义，因而被西方学者赞誉为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语法体系。其实，用我们今天的标准衡量，特拉克斯的语法体系并不完整，至少是没有句法内容的。西方语法学的成熟，一般认为是以在18世纪形成的传统语法学为标志的，它把语法学分为词法和句法两大部分，它的某些术语、概念、规则和理论一直在西方一些国家的语法教科书中沿用至今。无论持以西律中还是持以今律古标准的`学者，断言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学，都是用18世纪以来形成的相当成熟的西方语法学的范本来衡量《马氏文通》问世前的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结果。

当然，各民族语言学中的语法学的萌芽、初创再到成熟，在时间上不会是完全同步的。西方语法学的萌芽至初创只经历了大约一两个世纪的时间，而从初创到成熟大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时间。汉语语法学的萌芽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五世纪，即战国时代齐人公羊高口说流传的《公羊传》。可是汉语语法学从萌芽到初创的时间却比西方语法学长得多，大约直到公元1324年，即元代泰定元年《语助》的问世，才标志着汉语语法学初创的开始。从初创到成熟大约又经历了五百年的时间，汉语语法学走向成熟的标志就是1898年《马氏文通》的问世。这里所说的语法学的初创，是语法学已经初具规模，已经独立形成学科的意思。初创阶段的语法学，应该具有基本上反映本民族语言的语法的主要特征的性质，但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完善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样观察和分析中外各种语言的语法学现象才比较客观，才是对语法学史实的尊重。

以往，一些学者一提到《马氏文通》就说它是“模仿”之作，接下去就说它只能算是汉语语法学初创的标志。这样评价《马氏文通》实际上也是一种以今律古的表现。我们认为应该给《马氏文通》以正确的评价，这涉及到正确把握汉语语法学发展脉络的问题。我们很赞成王海?先生的意见：“《文通》的模仿，除‘次’的范畴外，大多表现在个别问题上，如：个别词类中小类的设立，个别句子成分的确定，个别句子的分析等。而《文通》的创新，则表现在整个体系上。《文通》体系既有宏观的高度概括，又有微观的深入开掘；既有普遍规律的阐述，又有专书特点的揭示，是一个相当完备、相当精深的古汉语语法体系。”⑤因此，我们认为把《马氏文通》看作汉语语法学步入成熟阶段的标志比较合适。这点可以从它问世以后的深远影响得到证明。拿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语法论著跟它相比，无论是内容的广度还是深度上大都比它逊色。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可以从它那里学到许多东西。

总起来看，研究汉语语法学史既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应该尊重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用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去分析评价语法学现象，从中理出作为汉语言学一个分支学科的汉语语法学从萌芽、初创再到成熟的发展脉络，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研究汉语语法学史的学者都很关注元代卢以纬的《语助》，但是对它的评价却是有分歧的。一种意见认为，《语助》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专著，是汉语语法学萌芽阶段的语法著作。另一种意见认为，既然虚词是汉语语法的重要内容，那么就应该承认作为研究虚词的我国的第一部专著《语助》具有语法学的性质。再一种意见认为《语助》不但是我国第一部虚词专著，而且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因为它体现了汉语语法学的基本特色。

很明显，前两种意见都承认《语助》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专著，这种研究已不同于过去的零打碎敲地研究，而是从大量文献中搜集材料，然后加以分门别类进行综合研究。这两种意见的不同之处是承认不承认《语助》的语法学性质。所谓语法学性质，就是语法学的根本属性；有语法学性质，就是具有语法学的根本属性。语法学的根本属性是研究并说明客观存在的语言结构规律，包括语法单位的确定，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的分类，语法结构框架的构建等。第三种意见比第二种意见又进一步，敏锐地从语法学的共性和个性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看到了《语助》是体现了汉语语法特点并初步构建了汉语语法学框架的价值。正如何容所说：“考察一种语言有多少种性质不同的表意单位，和它们怎样配合变化以表示出很繁复的意思，而予以系统的说明，这是文法学的任务。”⑥《语助》抓住了汉语语法的作为语言结构中的重要环节虚词这个内容，特别重视运用比较的研究方法，从虚词角度切入并进而触及到句子内部或句际间的语义结构关系以及词类等问题。⑦因此，《语助》不但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虚词的具有语法学性质的专著，而且也应该说它是一部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第三种意见说《语助》是汉语语法学的雏形是符合实际的。

前面已经说过，要正确评价语言学发展史上的种种问题，绝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不能用现代的观点和模式去套历史事实。学术界一般认为两汉时期的《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和《释名》等分别是中国古代训诂学、方言学、文字学和语源学的奠基之作。这样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是唯物地历史地辩证地观察问题的结果。如果我们用当代的训诂学、方言学、文字学和语源学著作去比附的话，那么《尔雅》等著作是相当幼稚或不完善的，甚至会发生怀疑它们究竟是不是某学科的奠基作的错觉。对待《语助》也是一样，也不能用现代的观点和模式去苛求它。

我们说《语助》是我国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还因为它不是一部孤立的语法著作，而是有着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的。早在《语助》问世前，历代学者就对虚词和句读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先说虚词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在汉代及其以前还是零星片断的，是在训诂学、文字学等学科里所开展的顺带的研究。比如，汉代《尔雅》这部训诂学著作的“释诂、释训、释言”三篇，基本上是以虚词为研究对象的，其他各篇都是实词。《诗经》的毛亨传、郑玄笺，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就用过“词”、“辞”、“语辞”或“语助”等术语指代虚词。它们所研究的虚词，大多相当于今天的助词，有些则是副词。虚词的研究发展到南北朝和唐代，就已出现了专论，开始从训诂学、文字学等学科中独立出来，并逐步走上较为系统的研究道路。比如，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就以在句中所处的位置为标准，把虚词划分为“发端”、“答刂句”和“送末”三个类别：“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答刂句之旧体；‘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⑧唐代柳宗元则在《复杜温夫书》中以在句中的作用为标准，把虚词分为“疑词”、“决词”两类：“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词也；‘矣’、‘耳’、‘焉’、‘也’者，决词也。”⑨宋代的虚词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发展到以所有的词为研究对象，并明确采用“实字”（相当于名词）、“虚字”（相当于名词以外的词）这样的语法术语，把汉语词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除了区分“实字”和“虚字”外，宋代学者还区分了“动字”（相当于动词）和“静字”（主要指名词，也包括形容词在内），“死字”（指实字，也指静字）和“活字”（等于动字）等。

再说句（句子）读（主要指短语和分句）等语法单位的研究。为了读懂古代经书，早在汉代就产生了句读之学的萌芽。汉代王充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①0王充虽然没有给字、句、章、篇冠以语法单位的字样，但是他却实实在在地确立了这几种单位，而且论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刘勰则进而论述：“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轸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①1刘勰从汉语的最小单位“字”谈起，一步步阐述由字至句、由句至章、由章到篇的组合过程，并且特别强调句和章的作用，句是“联字以分疆”的，章是“明情”达意的。总之，他是从语言形式和语义内容统一的角度论述语法单位的。再后来，学者们又把句法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句和读上。对句读给予明确解释的是唐代天台沙门湛然，他说：“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①2所谓语绝，也就是表达了一个完整意思；所谓语未绝，也就是还没有表达一个完整意思。湛然的话，我们可理解为是在给句和读下了明确的定义。到了元代，程端礼继承并发挥了王充、刘勰和湛然等关于篇、章、句、字的理论观点。他说：“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则作者之心不能逃矣。”①3尽管程端礼对汉语的四种结构单位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是他毕竟明确勾勒出了四种结构单位法则从大到小的层层制约的关系。

《语助》正是在这种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下问世的。在它问世之前虚词的研究实际上已支撑起了汉语词法学的框架，句读或 篇章句字的研究已支撑起了汉语句法学的框架。《语助》则从系统论述常用虚词入手形成了汉语语法学的雏形。

我们说《语助》是从系统论述常用虚词入手形成汉语语法学雏形的。有两层含义：一是它把以往汉语句法研究成果运用于虚词的阐释之中了，即把对虚词的阐释放在句法单位的句或读当中了；一是它把以往汉语词法特别是虚词的研究成果继承并更加系统起来了。比如，在解释“也、矣、焉”时说“是句意结绝处”。①4在解释“初、始、先是”时说“文字中着一‘初’字于句首自为一读”。在解释“而”时说“是句中转折，带此声以成文见意。句首有‘而’字，亦是承上文转说下意。句末有‘而’字，却是咏歌之助声，与‘兮’字相类”。又如，在解释“者”时说“有‘者’前‘也’后，‘者’举其说于前，‘也’释其意于后以应之”，很明显这是在联系”……者……也”句式讲述“者”、“也”的前后呼应关系。这虽然是在解释虚词，但是显然是在运用以往关于句读的研究成果。卢以纬对句和读分得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又是把虚词放在句和读的语境中去解释的。《语助》对虚词的论述不但是系统化的，而且在前人的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语助》的作者把他所认定的文言“语助”（大体相当我们今天所说的虚词）按语义内容和语法功能两个标准划分了类别。按语义内容作者把“语助”分成66组，有的组只有一个词，如“而”、“毋”、“恶”、“哉”等，有的组竟有9个词语，如“何则、何者、何也、是何也、是何、何哉、何以、何如、如之何”等。在此基础上，作者又按语法功能对大多数“语助”标明了类别，有用术语“××之辞”标明的，有用术语“××声”标明的。这是卢以纬的创造，至少卢以纬的分类意识是更加自觉的。其中有“疑而未定之辞”（如“乎”、“已矣乎”），“自问之辞”（如“何则、何者”），“发语之辞”（如“粤”、“殆”），“嗟叹之辞”（如“呜呼、吁”；“噫、噫嘻”），“继事之辞”（如“乃”），“禁止之辞”（如“毋”），“非然之辞”（如“岂”），“咏歌之助声”（如句末的“而”、“兮”），“句末助声”（如“止、忌、居、诸、且、思、斯”），“句绝之余声”（如句末的“夫”、“欤”、“邪”），“语余声（如“耳”）等。另外，作者对少数“语助”则是直接用语法功能的描写来暗示其类别的，其中对某些连词就是这样处理的。如“虽然：承上文义，固是如此，又别发一段论文”；又如“然则、然而、不然：此皆承上文”。还有用跟俗语相比较的方法暗示其类别的。如“未尝：俗语‘未曾’之意”，暗示其属于用来否定动作或性状的副词。卢以纬除了把“语助”按语义内容和语法功能分为若干类别外，还对某些“语助”的用法进行了辨析。如“夫：在句首者为发语之端。有在句中者，与‘乎’相近。有在句末者，为句绝之余声”。对虚词用法辨析得如此细致入微，而且这种辨析跟句法的联系又是如此紧密，都是大大超过历代学者的。

《语助》不但对虚词本身的研究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而且对虚词和实词作了比较严格的区分。比如，在解释“庸、顾、殆”时说，“‘庸’训常，训用，‘顾’训回视，然非语助，而有似语助者。”“殆，危也，也以‘殆’为发语辞者。”“声随语发，意不加重，且不训本字义，此等字多有之，亦语助之类也。”这是作者在利用前人关于实字和虚字的研究成果解释实词和虚词集于一身的三个词条。不难看出，作者所掌握的标准是科学的，所谓“训××”的用法就是实词，“不训本字义”的用法就是虚词，而且透露出许多虚词是从实词虚化而来的信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使用现成的“实字”和“虚字”这样的术语，而是用“语助”这个术语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虚词，用“非语助”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实词。“语助”这个术语虽然在西晋杜预和唐宋时代孔颖达、陈彭年等人就在使用，但是用来指代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虚词，卢以纬还是第一个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一种突破，反映了作者对实字和虚字的新的认识，为后人把动词从虚字中分化出来奠定了基矗

《语助》的问世除了有广阔深厚的学术背景外，还有广阔深厚的社会背景。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由蒙古贵族居统治地位的封建制国家，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由于蒙古贵族统治者缺少浓厚的封建思想文化意识，“三教九流，莫不崇奉”，所以在客观上有利于各民族语言文化的交流，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多种语言文化交相辉映的局面。元代还是我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极盛时期，中外人士频繁接触与交流，因此在当时实行了蒙古语、汉语和色目人使用的波斯语等语言并行并用的语言文字政策。柳诒徵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据至元诏书，则蒙古字未兴之先，已以汉楷与畏吾儿字并用。蒙古字既颁之后，各国之字，仍副之而行，则蒙古未代宋之时，固亦通用汉文。”①5这就是说，在元代至元以后，实行的是多语文并用的政策，以蒙古新字为官方第一文字，蒙古语为官方第一语言，汉语文和波斯语文等也是通用语文。

与此同时，元代统治者出于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还在中央设立翰林院、蒙古翰林院和集贤院等机构，在其中都各置译史之职，把汉文的经史典籍翻译成蒙古文，便成了这些机构的一项经常性的主要工作。另据《元史·百官志》记载，蒙古翰林院的主要职责是译写一切文字，颁降玺书，以蒙古新字为官方文字，以其他文字副之。此外，忽必烈即帝位后还在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创设了各路提举学校官，大力兴办各级各类学校；同时在京师则设立蒙古国子学，选蒙、汉、色目百官子弟入学，用蒙古语、汉语、波斯语等语言作为教学语言。

这种特殊的社会情况，给语言研究，特别是汉语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形成了元代汉语研究的鲜明特点，即非常重视现实课题的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其中音韵学和语法学是成绩卓著的两个部门。元代的音韵研究一反以往沿袭《切韵》和《广韵》的脱离实际语音的传统方法，而是以当时活的汉语语音为研究对象，描写并反映了当时汉语北方话的实际语音系统，编写成具有改革意识的《中原音韵》。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完稿于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修改定稿于元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是我国古代语言学史上的一部优秀著作。汉语、蒙古语和波斯语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和印欧语系，它们之间差别很大而密切接触，这就给语法研究提出了许多现实课题。其中不仅学习汉文典籍要突破虚词这个难关，即使是汉语与蒙古语、波斯语对译，也必须突破虚词这个难关。在这种情况下，语法研究必然要解脱文字学、训诂学的束缚，走以语法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的发展道路。这样，卢以纬《语助》的问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无独有偶，《语助》恰恰也是在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公诸于世的，这也许不光是时间的巧合，而且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正像元代胡长孺在泰定元年给《语助》作序时所说的：“‘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昔人是言，为用字，不当律令发，惜概而弗详。予友卢子允武以文诲人，患来学者抱?犹彼苦，爰摭诸语助字释而详说之。见者目豁心悟，悉喻所谓，成人之意厚矣。”①6胡序对以往学者研究虚词的状况是不大满意的，批评他们是“概而弗详”；对以文诲人的卢允武则大加赞赏，对虚词的研究做到了“释而详说之”，并且能使读者眼界开阔，心领神会。胡长孺在序中还说到：造句为文不用虚词往往是不能成句的；“法语直遂，巽与婉曲，阖癖变化，宾主抑扬，个中奥妙无穷”，这些都跟使用一两个起关键作用的虚词有关。胡序把虚词在汉语语法中的重要作用讲得非常透辟，对《语助》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语助》的问世标志着汉语语法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为这门学科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矗它对明清两代的汉语语法研究，特别是《马氏文通》都有深刻影响。从元泰定元年问世后到清朝初年就翻印了许多次，其中目前能见到的有元代由胡长孺作序的《奚囊广要丛书》本，明代万历壬辰年（公元1592年）由胡文焕作序的《格致丛书》本（更名为《新刻助语辞》，并删掉了胡长孺的序），清代康熙丁卯年（公元1687年）出版的《音释助语辞补义》等。这部书还流传到日本，“自宽永年间以《新刻助语辞》为名被多次翻刻”①7，成为从幕府时代末期至明治年代中期约250年间助字研究的核心，成为日本汉语语法这门学科的原动力。

作为我国汉语语法学的初创之作，《语助》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缺点的，最突出的缺点当然就是它所构建的语法体系还不够完善：第一，句法内容显然还不够完备，还缺少句子和短语结构成分和结构关系的阐述；第二，就词法内容而言，对实词的阐述还相当薄弱；第三，所用术语还显粗疏，特别是对某些重要语法现象还没有给予必要的概括。《语助》的缺点正像一切语法学初创之作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毕竟在汉语语法学发展道路上迈出了艰难而又关键的一步，宣告了中国古代语言学一个分支学科汉语语法学的诞生。

注释：①《语法修辞讲话》第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北京第2版。②顾汉松《〈助语辞〉和我国语法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3期。③朱德熙《语法答问》第4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7月第1版。④《马氏文通》后序，商务印书馆1983年9月新1版。⑤《正确评价〈马氏文通〉的模仿与创新》，《语文建设》1988年第3期。⑥《中国文法论》第2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1月新1版。⑦参看《助语辞集注》前言，中华书局1988年12月第1版。⑧转引自郭绍虞、罗根泽主编《文心雕龙注》下第5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北京第1版。⑨转引自郑奠、麦梅翘编《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第53页，中华书局1964年3月第1版。

篇6：英语和汉语阅读文化差异与认知体系探究

英语和汉语阅读文化差异与认知体系探究

英语阅读与汉语阅读之间有许多共同的'基本要素,但阅读过程却差异甚大.文章将着力探讨汉语与英语阅读的异同之处和其与认知体系的内在关系.

作 者：邢莉娜 魏金龙 xing li-na wei jin-long  作者单位：河北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北,张家口,075000 刊 名：河北北方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bei north university 年，卷(期)： 23(1) 分类号：g04 关键词：文化差异   认知体系   处理策略  

篇7：汉语欧化语法的历史与现状论文

汉语欧化语法的历史与现状论文

摘要：汉语语法的欧化，可说是汉语语法史上的一桩大事。通过对《中国现代语法》的学习，从欧化历史回顾、欧化现象、研究现状和利弊四个方面考察了汉语语法的欧化历程及其发展趋势，认为随着英语在中国的普及，欧化将日益普遍，汉语的语言传统将受到进一步的冲击，我们应当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关键词：欧化 现象 研究现状 利弊

0 引言

王力是我国第一位精心研究汉语欧化现象的语言学家，他在40年代初所著的《中国现代语法》中，用相当大的篇幅从六个方面对新文化运动以后汉语的欧化表现进行了细致的讨论。

书中对“欧化”有着深刻的认识：“所谓欧化，大致就是英化，因为中国人懂英语的比懂法德意西等语的人多得多。”近年来，何自然、吴东英、谢耀基、石定栩等不少学者也发表有关文章和著作，列举了近年来香港报纸中汉语句子在句法层面上的一系列变化，并认为这些变化是受了英语的影响。

自从西方语言进入中国后，就存在了“欧化”的问题。王力将文法的欧化视为语法史上的一桩大事。后来有观点认为，促成现代汉语尤其书面语的面貌和精神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当年所提出的欧化。欧化为现代汉语的发展打通了一条宽广的大路，为它的壮大提供了支持，这是不能否认的。

1 欧化的表现

1.1 句子延长 “句子的延长也是欧化文章的一种现象。”通过连接词把句子延长，是英语的一大特点，而汉语无需使用或较少使用联结成份，因此趋向于使用短句。然而现代汉语文章里的句子却越来越长，长句越来越多，使用长句成为一种很普遍的.文风。尽管这种句子明显是欧化了的，但同时又有被汉语“同化”的味道，因为它被标点符号“化整为零”，又用了连接词，因而也算一种规范的汉语句子。汉语句子无节制地延长，是人们在翻译中模仿印欧语句子的结果。翻译者顺着翻译，比先理解原文再按汉语习惯去写要容易得多。但也不可否认，有的翻译者刻意模仿外文句子结构，殊不知久而久之，渐成风气，以至损害了汉语的传统。

1.2 可能式与被动式 汉语的“可能式”原本是从英语直译过来的，是欧化的，因为它与汉语的“可”字不同。王力先生认为把he may come tomorrow译为“很可能地他明天就回来”比译为“他可能明天回来”要顺口些，但以现在看来情况恰恰相反。由此可见，有些欧化的形式，现代人恐怕已经难以分辨哪些是传统的，哪些是舶来品了。

汉语的被动语态所叙述的原是不如意或不希望的事。“被动式所叙述的是不如意或不企望的事，并非一切的叙述都可变为被动句。”王力还指出:直到现在，“被”字句的动词，大多数仍是表示不如意或不愉快的动作。英语中被动语态使用频率就相当高，没有语义上的限制，可以用来表示褒义、贬义、中性三种。

自从西方语法进入以后，其使用的范围日益扩大，因为“西文里如意的事或企望的事也都可用被动式，于是凡西文能用的，中国人也跟着用（尤其是翻译），许多从前不说的话也跟着说了。”下面是当年王力先生列举的不符合中国传统习惯的欧化句子，恐怕在今天没有谁看着不习惯了：

他被选为会长。

昨天捉着的嫌疑犯，经警察局证明无罪，已被释放了。

1.3 连接词 连接词在现代汉语使用过程中随处可见。然而，汉语本来并不是这样。汉语因为没有繁复的变位、变格以及形态变化，所以汉语词语的结合不受形态成分的约束，而更多地受语义因素的制约，词与词之间的联系手段往往不靠语法，而靠语义条件，这是所谓的“意合法”。英语的造句方法是形合法，连接词是必不可少的。现代汉语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比以前更大量地、更频繁地使用连接词。尤其是学术性著作中，连接词成为不可缺少的联结手段，如：

倘若将“超然治学”与“学术治国”，“舆论干预”与“直接参政”作为分别对待学术与政治态度的两组模式，那么西方知识分子的选择截然相异；他们一方面是为学术，另一方面又以舆论参与国家政治，因而他们可以实现对双重角色的整合认同。(许纪霖：《智者的尊严》)

这段文字里如果没有“倘若”，“那么”，“因而”等连接词，就是一盘散沙。联结成份的欧化现象在理论性的作品中比较常见，这恐怕也与科学技术多从欧美引进有关。学术性著作按原来的形式从西方文字翻译过来，久而久之便成为汉语认可的一种模式。然而，这种受连接词限制的结构会增加语言的准确性与逻辑性，对于科学技术而言，要比未欧化的汉语更确切一些。

1.4 定语和定语容量 王力先生在书中提到汉语中出现的长定语，并认为这是中文欧化的结果。在现代报刊杂志中，长定语前置变得非常普遍。“目前的白话文，不知何故，几乎一律前饰，似乎不懂后饰之道。”但长定语包含一个较长的修饰成分，大多出现在像徐志摩和周树人等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学者的文章中，且尚未普及使用。 长定语在英语中普遍常见。在汉语中，定语通常置于中心名词之后。“依中国语的习惯，次品如果很长，总是放在其所修饰的首品后面。只有那些极度形容词（如‘胡子苍白了又做了官的’，‘天打雷劈五马分尸的’），才放在首品的前面，使文气更生动些。现在欧化的文章却不然了，不论是否极度形容词，一切的修饰次品都放在其所修饰的首品的前面。”因为先说出了首品，它的修饰品无论怎样长，附在后面，就不觉得累赘了。通常，汉语的长定语后置，逗号将长定语隔开，使其成为句法上简练的小短句。如：

这个孩子白白胖胖的，圆圆的脸蛋儿，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

欧化的语法还有不少，在此不能一一加以比较。进入新世纪，我们发现，欧化的语法现象之多、速度之快超过了人们的想象。昔日的欧化语法逐渐变成汉语的规范结构，很多欧化句也已经被吸收为标准的汉语。反观今日的欧化句，是否会“约定俗成”，成为汉语的规范结构呢？

2 欧化的研究现状

继王力先生之后，1951年，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中称“语法欧化的趋势是很自然的，一切反对力量都遏止不住这个潮流”，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的再版序文中，也特意讨论了处理欧化句子的语法这一问题。但是50年代初以后，大陆学者很少有该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直到1990年谢耀基的《现代汉语欧化语法概论》出版，对汉语欧化问题的研究才有新的进展。

汉语的欧化在提出时曾得到广泛支持，但随着欧化的日益加剧，对欧化这一话题的讨论反而逐渐归于沉寂了。今天，当英语以排山倒海之势深入到我们生活各个领域的时候，重提欧化问题在语法研究上是必要的。欧化的词语极易流行，也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而欧化的语法则往往处于一种半隐蔽状态，是潜移默化的。研究语法的人向来不愿意对欧化的语法表示赞同还是反对，直到20世纪的80年代中国语法学界才渐渐发出变革的呼声。

随着文化的交流，各种语言互相渗透。英语及其他西方语言的进入给汉语注入了大量新鲜的血液，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及表达方式。然而，统观百年来的汉语外语的语言交汇，我们会发现，汉语与印欧语的关系远非互补、互相渗透的关系，而是大有向西方语言尤其是英语结构靠拢之势，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任何一种民族语言传统，无论多么发达，那只是人类语言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任何一种语言特点的丧失都将是人类语言文化的悲哀。

参考文献：

[1]王力.中国现代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王力.中国语法学理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5.

[3]黎锦熙.新著国文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1.

[4]高更生.长句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83.

[5]张明林.汉语的欧化――历史与现状[j].宁波大学学报.2000（1）.